七个“超强县”，“单挑”大城市

引自：易动市县领导决策网

县域经济的比拼已经进入“千亿县时代”。截至2023年，全国GDP超1000亿元的“千亿县”已增至59个，并且涌现出7个可以比肩地级市的“超强县”。

这是近日赛迪方略发布《2024中国“千亿县”发展研究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给出的数据。全国59个千亿县中，东部44个、中部8个、西部6个、东北1个。

具体到省域，苏浙两省千亿县达32个，依然占据全国“半壁江山”。与此同时，福建千亿县数量达6个，山东、湖南均为3个，陕西、河南、内蒙古、贵州均为2个，中西部省份也迎来新的突破。

比如，库尔勒（新疆）、巩义（河南）、平湖（浙江）、府谷（陕西）、宁海（浙江）5个新增“千亿县”，3个都处于西部省份。

苏浙在千亿县版图上“强者愈强”，中西部省份加速追赶。千亿县的成长逻辑发生怎样的变化？近日，城叔深度对话赛迪方略县域经济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杨文学，解码千亿县背后的趋势之变。

千亿县“密度”

江苏是“千亿县”密度最大的省份。

2007年，昆山、江阴、张家港3地首次跨入“千亿俱乐部”，成为全国第一批千亿县。17年过去，全国千亿县的数量已经达到59个，而昆山、江阴和张家港仍然排名前三。

从排名前十的千亿县来看，江苏独占五席——昆山（第1）、江阴（第2）、张家港（第3）、常熟（第5）、宜兴（第8），浙江有慈溪（第6）、义乌（第10）两席，而福建、陕西、湖南各占1席，分别是晋江（第4）、神木（第7）和长沙县（第9）。

杨文学分析，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，江苏、浙江形成了园区经济、块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。江苏注重打造经开区、高新区等高等级园区平台，注重区域协调发展，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，超过一半县域GDP超千亿元。

浙江则以块状经济为驱动，推动县域从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、效率驱动，打造出慈溪小家电、义乌小商品、诸暨袜业、余姚新能源汽车等具有全国显示度的制造业集群。

这也是苏浙两省在千亿县版图上领跑全国的重要因素。在全国59个千亿县中，苏浙分别有21个、11个，是千亿县“密度”最高的区域。在苏南县域长期霸榜的同时，苏北、苏中县域也在迎头赶上。

2017年，如皋在苏中地区率先破门，2020年苏北沭阳、邳州完成晋级，2022年高邮、仪征、东台、沛县4县市突破，使得江苏的千亿县“密度”不断提升。据统计，2018年到2022年，江苏新增13个“千亿县”，其中12个来自苏中苏北。

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规划业务部汤长新此前透露，全省“千亿县”大体围绕上海大都市圈呈众星拱月状分布，21个千亿县中，苏南8个，苏中9个，苏北4个，苏中、苏北追赶态势强劲，南通7个县（市、区）地区生产总值全部“破千亿”，势头已超苏南西部、宁镇多数郊区县。

与此同时，福建凭借较为发达的民营经济，福建晋江市、南安市、福清市、惠安县、石狮市、闽侯县6个县市进入千亿县俱乐部，其中晋江GDP达到3363.5亿元，排在全国第4位。

事实上，东部沿海地区千亿县强者愈强的同时，中西部省域也在加速崛起。2023年，库尔勒（新疆）、巩义（河南）、平湖（浙江）、府谷（陕西）、宁海（浙江）5个新增“千亿县”，3个都处于西部省份。

“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千亿县持续新增，湖南、内蒙古、陕西、贵州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北、河南、新疆等省（区）均有分布。”在杨文学看来，中西部地区往往依托特定的资源或产业，持续做大做强，培育出千亿县。

工业“含量”

“工业是千亿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，部分县域通过推动工业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，工业体量持续壮大。”杨文学注意到，2023年千亿县的平均规上企业产值已经达到2250亿元，工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。

这在5个新增千亿县身上体现尤为明显。库尔勒（新疆）、巩义（河南）、平湖（浙江）、府谷（陕西）、宁海（浙江），均是依托工业实现GDP千亿级的突破，第二产业占比均在48%以上，其中府谷、库尔勒第二产业占比分别达到78.5%和72.3%。

数据显示，2023年千亿县规上工业企业产值13.3万亿元，对全国的贡献超过10%，22个千亿县规上工业企业产值超2000亿元，仅有邳州市、仙桃市、巩义市等7个“千亿县”规上工业企业产值不足千亿元。

其中，昆山、江阴、晋江、张家港和宜兴5个千亿县规上工业企业产值超5000亿元，慈溪、常熟2个千亿县规上工业企业产值接近5000亿元，是县域工业的领跑者。当然，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，也是这些县域能够稳居千亿县前列的重要支撑。

东邻上海、西依苏州，昆山被上海大都市圈列为全球功能性节点城市，是承接上海溢出效应最直接、最有效的“核心内圈”。其已培育近7000亿元的电子信息和近3000亿元的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，规上工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保持在万亿元以上，连续19年领跑中国县域经济。

从全国来看，县域经济确实是发展工业经济的重要承载，浙江、安徽等地都在大举押注县域。城叔此前在《强势晋级，汽车大省再下注》一文中分析，安徽在汽车产量飙升的同时，正着眼于“整零结合”，大举“押注”县城。

不久前，安徽省汽车办、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《安徽省县域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建设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7年）》，提出着力推动县域零部件产业做大做强做优，到2027年县域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营收达到5000亿元左右等。

县域是发力新兴工业化的重要阵地，在经济大循环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。依托装备制造、有色金属、新材料、石化、汽车等优势领域，千亿县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，截至去年底累计认定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共37个，占县域总量的三分之一、全国总量的8.3%。

从千亿县“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”来看，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福建、山东、河南分别有12个、7个、4个、3个、2个、2个基地，湖北、河北、内蒙古、辽宁、新疆、陕西、贵州分别有1个基地。

比如，电子信息（光电显示）·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数据中心·江苏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等，均代表所在区域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。

县域“顶点”

作为县域经济的“天花板”，江苏昆山与浙江义乌、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，城区常住人口均在100万人以上，进入“Ⅱ型大城市”序列，甚至跟兰州等70个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并列……

这一定程度上也被解读为“单挑”大城市/省会城市，进一步扩大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想象空间。千亿县发展的“顶点”是什么？

《报告》提出，全国已经涌现出昆山市、江阴市、张家港市、晋江市、慈溪市、长沙县、义乌市等7个“超强县”，发展基础好、潜力巨大，发展形态与大城市接近。

2023年，昆山市、江阴市GDP达到5000亿元左右，超过乌鲁木齐、兰州、呼和浩特等7个省会（首府） 城市，同时超过岳阳、南阳、赣州、芜湖、淄博、沧州、邯郸、常德、菏泽、宿迁、衡阳、珠海等地级市，接近太原、哈尔滨、南宁等省会（首府）城市。

这便是“超强县”的惊人实力。在杨文学看来，千亿县是GDP达到千亿元以上，“超强县”不唯GDP，是对一个县域新型工业化、新型城镇化等较为全面的考量，是对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充分肯定。

“从城镇人口角度看，‘超强县’超越一般县城、中小城市的范畴，已经达到大城市的标准。‘超强县’发展没有止境，迈向大城市也不是终点，未来仍有无限可能。”他说。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指出，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。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，也是驱动县域振兴的强引擎，能够有效激发县域活力。

比如，昆山积极参与中国（上海）自贸区建设，打造了昆山综保区、昆山台商科技园等开放平台，义乌与杭州、宁波等地建立紧密的商贸链、网络链、金融链，成为杭甬温金义经济带重要节点。

从“千亿县”迈向“超强县”，需要发挥“千亿县”产业经济基础优势，更好统筹新型工业化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，汇聚更多的人才、金融、数据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等新型要素，以此做强产业支撑、做大城市规模、提升城市竞争力。

一个十分重要的趋势是，强县域对于人才的关注度与吸引力不断上升，在就业、生活、旅居等方面频频出圈，努力营造出一种区别于“大城市”的友好型县城，成为新型城镇化探索的重要样本。

在杨文学看来，在城市群、都市圈、大城市格局基本形成的背景下，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来自于广大县域的“就地城镇化”。未来1800多个县域如何快速、高质量完成数量众多、地区分布广、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县域城镇化，既有现实的困难，也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

“超强县就是新型城镇化实践的典型，提供了城乡融合、区域协调、新型工业化等全方位的经验借鉴。”他说。